数年前当朱总理作其施政纲领演讲时，令人动容的不仅有死而后已赴“地雷阵”之说，更在于他鲜明地宣称“本界政府将致力于科教兴国”，如今朱氏誓言犹绕梁，中国教育仍堪忧虑。

　　一、“义务教育”还是“强制教育”？

　　中国人是深谙“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道的，邓小平也多次说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在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普及义务教育，需要一个具有大魄力、大智慧的政府。大陆从1987年开始推行9年义务教育法至今，令人感慨良多。

　　尽管20年来大陆人民所享受到的政治民主和物质便利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普通家庭要支撑9年义务教育的压力仍然严峻。笔者幼年时代进入中小学时，每年费用不过几块钱，因为家境贫寒，政府还可以豁免其中之泰半。在1985年进入高等中学三年级时费用最多，也不过18元人民币，但笔者每年可得优等奖学金30余元。时过境迁，目前在大陆的大中城市，一般中小学的入学基础费用每年多逾千元，对收入微寒的工薪层实在不是太轻的负担。如果父母望子成龙心切，如果子女不是学业出类拔萃者，那么境遇就更艰难。为进入优秀幼儿园的赞助费就可能高达6000元人民币，更遑论要进入实验型重点中小学的费用！故有人戏言，目前之基础教育，不是对孩子的应试教育，不是对国民的素质教育，而是对为人父母的金钱教育！

　　前数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桩令人浠嘘的真实故事，在人民大会堂宴请全国优秀农村教师时，一位来自边陲的女教师曾面对丰盛宴席潸然泪下，此举不是因感恩，而是因舍不得下咽数千元一桌的酒席，在女教师眼中，是几多贫苦孩子的学费！数月前国家统计局对中国农村的调查结论是：80%的农村家庭年人均收入在2000元以下，90%的农村家庭年人均大宗消费支出在500元以下。9年义务教育费用的无节制膨胀，可能越来越严重地剥夺贫困家庭受教育的权利。

　　早在1987年中国就制订了9年义务教育法，在1995年又出台教育法，令人困惑的是至今教育经费仍然严重入不敷出。较苛刻地说，每届政府和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履行的“义务教育”，似已蜕变为公民应勉力维持的“强制教育”。建国以来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在1985年达到最高，也仅为GDP的3.54%，目前大致徘徊在GDP的2.5%-2.7%之间，而教育法则规定政府应努力使教育投入达到GDP之4%，激愤之士早已说此举为“政府公然违法”，虽然未免过分，但如政府对此漠然，对应负义务举重若轻，则民间设置再多的这个工程那个工程，都近乎杯水车薪，某工程实施经年所得之全部善款，尚不及西南某省为搞个博览会费用的1/3！一切追求希望点燃烛光托起太阳之美好愿望，似都有夸父逐日式的无奈悲壮。

　　二、“高等教育”往何处去？

　　中国高等教育近年来的激荡起伏，更令人感伤。学者们就教育是否应产业化或商品化辩论之激烈，实在是局外人难以了解的。笔者随手翻阅教育类报纸，总可见到触目惊心之处，以今年高等教育的大涨价为例，以往名牌大学的低收费已经一跃为名贵，身价大涨。去年各地重点大学学费在3000元上下；今年涨到4000元到6000元。其中清华学费4800元，上海交大去年学费为全国最低的2800元，今年激升为6000元。北大、人大、师大、复旦、浙大、南开、厦大等收费也均涨至4500元左右。由是观之，若要维持子女4年制本科教育，至少需负担4-6万元，这已经相当于普通城镇家庭5-10年的全部积蓄了！这个费用，是边远贫困家庭所无法想象的，有幸得到大学入学通知书的低收入家庭，往往一愁莫展，不得不让垂泪将孩子经过12年寒窗苦读的成果付诸东流！笔者常常庆幸自己早出生了10年，否则以赤贫之家境，恐无力承受完成直至博士学位之费用。

　　高等院校近年来另一显著变迁是院校合并，中国高校虽多但办学规模和水平较为有限，将1958年强搬苏联模式的高校大分割重新合并无疑是必要的，但合并重组中亦颇多争议。高校合并不乏“拉郎配”的强制婚姻，即将数所历史渊源、专业设置、教学科研水平差异颇大的院校强行合并。高校合并也不乏“苦乐不均”，寥寥几所“著名高校”得到政府巨额资助，依靠合并迅速做强做大，并吸收了其它高校的优秀师资，连锁反应是在京的其它高校从省府挖人，省府高校则从地方院校再挖人，造成本需急需扩充师资的地方和边远高校再度陷入无钱无人的贫弱！

　　依笔者之愚见，教育在中国或可勉强称为产业，但高等教育要所谓产业化，即使不是匪夷所思，至少也是为时过早，前几年一位著名学者称赞了近代某国利用盘剥自中国的“庚子赔款”作教育投入的做法，招致一片批评之声，笔者倒以为值得政府反思，如果一种教育改革的方向是使平民家庭觉得教育的门槛高不可攀，是使个别高校得青睐而蛮荒之地筹资兴学更举步维艰，那么这种方向肯定是值得质疑的。

　　三、“教育兴国”难道要沦为“叫语兴国”？

　　历史上中国不乏尊师重教之举，甚至有“天地师君亲”的牌位，但历经近代流氓无产者的劫难后元气大伤，近20年来政府虽致力重建，但教育本身尚难说已浴火重生。近日一位极其资深的学者馔文称，“科教兴国”如欲不是形同虚设，政府必先应有“国兴科教”的勇毅，可谓一针见血。

　　近年来目睹不少从中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之怪现象，皆与“国兴科教”不力有关。高校的高收费尚可冠之以非义务段教育的说辞，但义务教育段形形色色的高收费和赞助，在招至民怨沸腾的背后，却是基础教育投入的捉襟见肘，教育投入的总构成中，政府投入比重已经从10年前的八成五以上降低至目前的七成，其余三成无疑要依赖学杂费的膨胀、民办教育和民间捐资助学。各校或明或隐的各种收费，恐怕大半是不得已而为之。

　　关于收入，前几年中国曾流行“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的民谚，虽夸张近乎荒唐，但中国教师收入之微寒，令人悲哀。暂不论处境最为艰难，工作最为艰辛的穷困山区的民办中小学教师，即使国家重点高等院校又如何？青年教师月收入不过千余元，居住环境亦颇恶劣。有笑话说一华裔诺奖学者到某著名高校演讲时，曾痛心为何大陆如此之多的青年俊彦未有摘得诺奖者，当时就有青年教师反诘：学有欠债、研无经费、家无积蓄、居无定所，如何能有静心献身学术的尺寸之地？而国家在教育法中是明令教师物质待遇应等同于或稍高于国家公务员的！诸如农民企业家捐钱可得大学名誉教授，地方和高校共建研究生班，让大小官员戴上硕士博士帽之类，实在折射出院校在贫瘠中沉沦的隐忧！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目前中国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和新加坡、韩国、泰国等新兴国家不可同日语之，甚至较印度和巴西等也逊色。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目前中国总人口中接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不足3.5%，而在小学以下教育程度的近一半。如此现状，让人不能不忧虑未来中国人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太多的失望，已经使一些偏激之士将“教育兴国”讥为时髦口号式的“叫语兴国”。中国教育甚堪忧虑、中国政府甚应警醒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