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非常赞同李秉忠教授的观点，目前学界“较少就特定区域国别进行系统性实证研究和横向比较，既有理论和方法之探讨应更多与地区实证研究相互呼应”。顺承这个意思，我想表达的观点是，我国区域国别学视角下的东南亚研究，要遵守区域国别学规范性，实现“学用相生”。这里的关键词是规范性和“学用相生”。规范性是指区域国别学有非常明确和严格的规范，具体应参照近年来国家出台的各种相关文件，以及2024年初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受国务院学位办委托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以下称“《简介》”）。作为区域国别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东南亚研究，也应遵守《简介》中的相关规定。“学用相生”是指根据区域国别学“学以致用，用以强学”的路径，我国以区域国别研究为导向的东南亚研究，应当进一步统一认识，协同推进，做好学科建设，服务好国家战略，实现“学用相生”。

　　一、区域国别学的规范性

　　区域国别研究的演进及其学科规范性日益明确。中国高校有关国别和区域的外部世界认知的学问，经历了从外国问题研究到成为交叉门类下一级学科的演变。尤其是从2020年区域国别学申请成为交叉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到2022年9月获批，并通过2024年初颁布的《简介》，明确阐释了区域国别学和区域国别研究是什么不是什么，做什么不做什么。文件提出的规范性既包括学科概况、学科内涵与学科范围等宏观规划，也涵盖人才培养目标、学科交叉路径等操作指引，具有顶层设计与实践导向并重的双重特征。具体而言，《简介》提出的规范性主要包括以下5个方面：

　　第一，新兴学科建设不能脱离国家战略需求导向。区域国别学的宗旨是为我国自身发展和对外合作战略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培养。从历史角度来看，欧洲国家的东方研究（Oriental Studies）与美国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的兴起和发展主要受到自身战略驱动：前者旨在为殖民扩张服务，带有鲜明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后者则主要服务于二战后美国的全球利益和遏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随着中国外交从“针对大国的外交”向“身为大国的外交”转化，中国对区域国别研究的需求急剧上升。但与欧美国家不同，中国区域国别学并不以侵略、压迫其他国家为目的，而是强调我国对外战略的合作共赢内核，坚持以平等互鉴、合作共赢为导向，注重通过知识生产促进文明互鉴、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并助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在众多学科交叉中做到“形散意不散”。正如《简介》从顶层设计角度指出，中国区域国别学建设的关键任务是为我国应对世界变局、保证持续发展提供支持，服务于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参与全球治理，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二，区域国别学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国家和区域。区域国别研究是要对这些国家和区域进行整体性、基础性、综合性、在地性、战略性、实用性的研究，也就是“全息性”的把握，因此必须是跨学科的，问题导向的、强调本土性即本土实践和本土价值。这既要求研究者具备宏观的战略视野，能够将特定区域置于全球格局中考察其整体性意义；又要求其掌握微观的田野调查能力，通过长期的驻在观察获取第一手在地化认知。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政策研究，中国区域国别学首先要“以事实为基础”，坚持以研究对象国、对象区域的现实问题为关切，不应过度拘泥于抽象概念和理论构建。

　　第三，区域国别研究良性发展的基本路径是“学用相生”。区域国别学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教学研用一体化、推进学术共同体，促成“学以致用，用以强学”的良性循环，在实践中做研究，再以研究结果反哺实践。这要求将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当作一项系统工程来推进，搭建高校、智库、政府部门、地方、媒体和企业机构多主体共同发力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协作网络。然而，有学者指出，美国学术界离现实太近，中国学术界离现实太远，我国“旋转门”制度的缺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术与政策发生脱节，而我国智库在与媒体、企业需求的对接上，同样存在较为明显的行业与单位壁垒。针对上述问题，不单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学术共同体也要敢于“先行先试”，在实践中探索“学用相生”的创新机制。

　　第四，区域国别学要培养复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就是《简介》中提到的“区域通、国别通、领域通”，这些人才还要有很强的海外工作能力，“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这样的人才得兼顾语言能力、科研能力、综合写作能力、海外工作能力等多方面素养。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强调，通才是专才的基础，区域国别学人才首先需要对研究对象国、对象区域有整体性的理解，并以此为基础在诸如法学、经济学等特定学科领域展开专门研究，通过交叉学科创新培养模式，实现“通专结合”。除了“通专结合”，区域国别学还需要培养既懂理论又通实务的复合型人才，不仅具备学术性、政策性和社会性综合写作能力，还要懂得研究对象国的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纽带”与“桥梁”。正如《简介》强调，要培养具备知行合一的学术素养、具有跨文化理解与交往能力、国际传播意识和能力，能够助力中国知识的全球化传播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的区域国别学人才。

　　第五，区域国别学要建立自主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欧美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常囿于自身价值观偏见，来判断世界各国、各地区，并将西方道路视作“普世价值”。而《简介》明确指出：“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研究方法体系”，在立足本土实践的基础上，吸收国际学术界先进经验，通过融合创新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与理论，以此促进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不断完善。

　　二、我国东南亚研究的区域国别学规范性

　　我国区域国别学视角下的东南亚研究，应遵循区域国别学的总体规范，实现一般指导原则与具体领域的结合，具体包括以下5个方面：

　　第一，东南亚研究要服务整体国家战略。我国的东南亚研究应落实周边工作会议精神，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在理论层面，要深入理解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做出的全面部署，系统总结提炼中国—东盟合作30年来的成功经验，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特别是要加强对“五大家园”共同愿景、“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的理念方针以及亚洲价值观的内涵阐释。在实践层面，要聚焦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实施、澜湄合作、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重大合作项目，同时关注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人工智能、公共卫生等新兴领域合作，开展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研究。

　　第二，东南亚研究的研究范围应该是整个“东南亚世界”。这不仅包括含东帝汶在内的东南亚11国，也包括东盟及其成员，以及以东盟为中心，以东盟各项机制为平台所形成的地区合作框架，以及全球视野中的“东盟世界”。具体研究内容应当包括：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兴衰起伏的演进规律；东盟在全球和地区发展趋势中的地位和作用；东盟共同体建设的内在规律和前景；本区域和国家整体性的政治模式与发展趋势，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及相关国家关系、南海研究、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历史与现状、地区架构间关系与地区秩序演进等。同时，对东南亚整体的研究应充分体现跨学科，比如，地理学在分析东南亚方面可重点研究区域经济、贸易空间格局演变、跨境资源环境治理等方面；历史学则可深入梳理中国—东南亚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脉络，为当代中国—东盟合作提供历史镜鉴。这种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视角，既能深化对东南亚区域整体性的理解，也能为区域国别学科建设提供“先行先试”的宝贵经验。

　　第三，促进东南亚研究的“学用相生”。应加强几方面的结合和协调：一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比如，在研究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的同时，也应重点关注历史经验对中国—东盟合作的当代启示；二是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的结合，尤其是在东南亚的田野调查，如通过实地考察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华侨和本土风俗文化，考察现有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理论的适用性；三是国内—国际东南亚学术共同体的构建，既要加强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间的协作，也要与东南亚国家、欧美国家的高校、智库与研究机构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在区域治理、跨境安全等具体领域开展联合研究。在官方交流层面，中国—东盟联合专家组、中国—东盟名人小组、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专家组等机制与平台曾为中国—东盟合作尤其是经贸合作提供助力。在“二轨外交”层面，“东亚思想库网络”（NEAT）、中国—东盟中心与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联合主办的东盟关系高级别智库研讨会、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东盟青年风汇等学生交流互动，则推动了民间智慧与政策制定的良性互动。此外，中国—东盟大学智库联盟、出版联盟以及“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等机制，也为深化区域学术合作提供了重要支撑。这些多层级、多渠道的学术交流网络，共同构成了国内—国际东南亚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支柱，为促进区域合作与发展贡献了智力支持。

　　第四，东南亚研究的人才培养需要构建多层次、梯队化的发展体系。这包括比较成熟的专家和领军人物、团队，中青年学者，以及博士生等的培养，尤其是在新兴领域如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蓝色经济等交叉学科方向的人才储备。在领军人才培养方面，应支持资深学者依托各高校、智库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以及有相应需求的企业组建交叉学科研究团队；对中青年学者，可通过设立专项研究基金、国际访学计划等方式提升其研究能力和在地化经验；在博士生培养方面，则要在专业领域基础上，注重交叉学科研究方法训练和语言能力培养。通过打造整体性、系统性的全方位的人才培养体系，为区域国别视角下的东南亚研究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第五，建立我国东南亚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这主要包括中国特色东南亚研究的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3个方面：一是在认识论层面，国内逐步形成了立足亚洲价值观、强调文明互鉴的研究范式。如有学者提出的“糯稻文化圈”，正是从中国与东南亚的共同饮食习惯出发，把握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事象和理念价值。二是在方法论方面，既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传统交叉，也注重与自然科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前沿交叉，如运用GDELT（全球事件、语言与音调数据库）大数据来研究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形象认知，或探讨人工智能对东南亚地区秩序建构的影响。三是在实践论层面，不断推进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宗旨的“智库型”研究路径。随着学界对东南亚关注度不断提升，东南亚研究智库发展迅速，研究主题内容丰富，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呈现越来越综合、多元的研究趋向，彰显我国东南亚研究的特色与活力。

　　三、我国东南亚研究存在区域国别学规范性不足的现象

　　对比以上具体区域国别学规范性要求，我国东南亚研究在认识、遵循、落实与推广方面仍有待加强。虽然学界已开始重视区域国别研究的规范性要求，但目前仍处于统一认识和思想的初级阶段，各机构进展呈现快慢不均的态势。这种状况主要源于对规范性要求的理解不够透彻，相关标准的宣讲传播力度不足。具体表现为以下5个方面：

　　一是服务国家战略的相关配套机制建设仍较为滞后。主要表现为：学术成果评价体系、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尚未与区域国别学特点相适应，存在一定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同时，由于学界缺乏相对标准、规范的研究范式作为样板，各学科、各研究机构仍沿用传统学科方法，交叉学科协作机制有待健全，尚未能够形成服务国家战略研究的合力。

　　二是研究水平相比国际学术界还有较为明显的差距。研究议题的多元性、研究方法的交叉学科性有所欠缺，“在地化”有待加强。首先，从研究主题分布来看，学术关注点仍高度集中于区域组织架构与发展治理等传统议题，而对东盟生态环境、公共卫生等新兴领域议题关注度略显薄弱。其次，现有研究方法仍停留在多学科并行的浅层阶段。各学科虽贡献了特定视角的研究成果，却未能实现真正的知识融合。这种“学科拼盘”现象导致研究成果缺乏理论突破性，难以形成具有范式革新意义的综合性知识产出。最后，所谓“在地化”，是指区域国别研究应从“外来者视角”向“在地者视角”转变，但目前来看，即使是东南亚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也容易忽略一些关键的在地理解和研究对象国、对象区域内部的动力进程。因此，国内学术界有必要“与当地人结成联盟”，尊重东南亚学术界的研究议题、研究视角和研究思维。此外，随着国内外学界出现“比较地区主义”转向，国内学术界有必要在整体理解地区知识基础上，加强东南亚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比较，促进“地区性知识”向“一般性知识”的转化，提炼出更多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

　　三是综合性知识产品供应和适配性仍未跟上学科建设要求。区域国别学知识产品应当兼具学术价值、政策价值和社会传播价值。目前我国东南亚研究的知识产出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失衡，过于强调知识产品的学术价值，而对政策价值、社会传播价值的重视程度不够。正如暨南大学的张振江等所言，中国东南亚研究需要避免一味强调客观的知识产出和“象牙塔”的自主游戏。特别是在社会传播方面，现有知识产品面向公众的科普转化严重不足，不仅社会化传播渠道不畅，还尚未适应新媒体时代的表达方式，导致学术界与一般公众对东南亚的认知存在一定的鸿沟。这种价值割裂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东南亚研究知识产品的综合效益发挥，也不利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文明互鉴。当然，也有学者担心目前国内东南亚研究的政策导向性过强。

　　四是人才培养亟须优化升级，培养更加国际化、尖端化的复合型人才。近年来，中国东南亚研究领域呈快速发展的态势，学术研究的专业化水平和学科建设的规范性明显加强，人才质量显著提升。然而，与国际一流研究机构如美国康奈尔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以及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相比，中国在东盟研究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仍显不足，这凸显出中国东盟研究加强尖端人才培养的重要性。特别是在重大议题研究方面，中国学者尚未突破安东尼·瑞德、迈克尔·利弗、阿米塔夫·阿查亚等国外权威学者的研究思路。为改变这一状况，亟须加强研究的全面性、系统性和创新性的人才培养和研究能力建设，进一步扩大中国东南亚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同时也为国际学术界贡献更多原创性成果。

　　五是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仍要进一步加强。我国现有的东南亚研究总体仍以传统的、西方的理论为主，与中国实践、亚洲价值和世界经验的结合仍不够紧密。一方面是理论研究存在依附性困境，东南亚研究长期沿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西方理论范式，对“东盟方式”“东盟中心地位”等本土政治实践的理论提炼不足；另一方面是理论定位不够明确。《简介》指出，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对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这是中国区域国别学有别于其他国家类似学科的性质所在，是其存在基础。然而，现有研究在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文明互鉴理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方面不够充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理论创新滞后于实践发展的情况。

　　四、推进具有区域国别学规范性的东南亚研究

　　在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初期阶段，需要经历必要的探索与实践积累过程，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遥遥无期。我国东南亚研究亟须建立符合区域国别学规范性的自主知识体系，具体应从以下5个层面入手：

　　一是认知层面。需要建立基于现实问题和实地调研的在地化知识体系，对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外来”知识体系与东南亚本土知识体系进行适当区分。这要求研究者既要坚持中国立场，也要具有全球视野，从而克服中西两分法，打造在中国、东南亚、西方同时适用的知识体系。同时，也要培养研究者的“区域整体观”，避免过度聚焦单一国别研究的碎片化倾向。

　　二是研究层面。一方面，要增强问题意识。问题的发现与解决是一切学术创新的基石，正如习近平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北京大学唐士其认为，区域国别学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敏锐的问题意识，因为区域国别学最大的优势就是以区域和国家为单元进行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只有通过不断发现问题并持续解决问题，中国东南亚研究才能彰显实现“学用相生”的价值。另一方面，要坚持战略意识。中国东南亚研究要始终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宗旨，理解战略需求，提供有效供给，通过识别并解决现实性、前瞻性、战略性问题，使学术研究既能回应现实关切，又能为洞察地区发展趋势提供预判。

　　三是机制层面，要加强高校、智库、政府部门、地方、媒体、企业机构及其他部门“多位一体”协同，以政府引导为基础，推动东南亚研究的在地化实践、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与应用场景的深度耦合。具体而言：首先，各高校、研究机构与智库应积极、主动建立多主体常态化对话机制，邀请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相关部门官员、国内外老中青东南亚研究者、国内外媒体、“出海”企业代表及其东南亚合作方定期就东南亚研究重大议题进行交流探讨。其次，在促进“学用相生”方面，明确各主体定位，如政府侧重政策引导和平台搭建，高校则聚焦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智库深化政策研究，媒体做好信息传播，企业提供实践场景。再次，学术期刊作为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核心载体，在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的构建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目前多数期刊仍沿袭传统学科分类模式，难以充分反映区域国别学的交叉学科特性。因此，不仅要支持新兴期刊发展，鼓励现有期刊开设区域国别学专栏和专题，更要推动学术评价体系改革，在期刊索引和评价标准中将区域国别学确立为独立学科。最后，应加强成果转化应用机制建设，确保研究成果能够有效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和企业实际需要。

　　四是人才培养方面。要加快构建区域国别学视野下东南亚研究人才培养评价标准。相比传统学科，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其人才培养评价标准应结合东南亚研究发展的具体需要，吸纳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制定，特别关注交叉学科学习成效的考核与反馈。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准则，着重对学生道德修养、思想品德、家国情怀等方面的考察，培养以“全球为一个整体、人类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胸怀；要能够回应社会多样化需求。这意味着，在人才培养的不同阶段，应有相适应的人才培养规格与规范的课程体系，针对应用与研究的实际需要，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并保持各培养阶段的有机衔接与互补。要重视区域国别视野下东南亚研究的教材体系和课程体系建设，整合多学科资源，开发体现区域特色的专业教材，构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基础与前沿相协调的课程体系。同时要加强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打造一支既精通东南亚地区知识、各国语言文化，又具备扎实学科背景的复合型教师队伍。

　　五是评估方面。应探索建立“学术影响力”“政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三维评价体系，引入国内同行、国际同行与东南亚本土专家三轨评估机制。具体实施路径包括：制定差异化的评价指标，学术影响力侧重理论创新和学科贡献，政策影响力关注研究成果对决策的支撑作用，社会影响力考察公众认知度和社会效益，特别是要重视东南亚相关知识在社会层面的推广普及；完善评估流程设计，建立定期评估制度，采用定量与定性、国内国际相结合的方法；加强评估结果运用，将评估结果作为资源配置、职称评定和项目立项的重要参考；建立评估反馈机制，及时向被评估对象反馈结果并提出改进建议。通过系统化的评估体系建设，促进区域国别视野下东南亚研究质量提升和成果转化。

　　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的东南亚研究也将产生各种“分化”，包括高校、智库、政府研究机构在内的研究主体将进一步明确各自分工，如高校学者侧重理论突破，智库专家以战略咨询见长，政府部门则负责把握决策时效与执行路径。研究成果也将从传统学术论文扩展至政策报告、蓝皮书与白皮书专题报告、公共科普及多媒体传播等多元形态，以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

　　简而言之，我国区域国别学视角下的东南亚研究，要做到“知行合一”，符合严格清晰、高标准的区域国别学规范性，须在“学用相生”的五大维度上同步发力：一是要正确把握区域国别学中“学”与“用”的辩证关系，坚持问题导向与战略导向并重，把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回应现实问题作为首要原则。二是要反思部分学科在“学”“用”上存在的失衡现象，校准研究方向与实践应用的契合度。三是要促进“学”与“用”的认识论层面实现突破，既要克服“以西为尊”的路径依赖，更要做到国内、国际、本土３种研究思路包容并蓄。四是要尊重“学”“用”辩证关系的客观规律，不能急于求成，而是要循序渐进、“破”“立”并举。五是要打造“学用相生”的良好生态，实现“立得住”“走出去”双重目标，既能促进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战略目标，也能在继承东南亚本土知识体系及西方学术传统基础上实现超越，为世界提供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