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一个“风险社会”，只有一个用共同关心编织起来的共同体、社区—社会才能缓解风险，给人类的生活提供价值和意义。
　　社区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结构、社会网络的重要环节，因此它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构建和谐社区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和具体落实。本文是根据作者最近5年多来对云南、内蒙、贵州、陕西、河北、广西、江西、四川等地的实地调查而写成的。
　　中国社区治理的经济决定论困境
　　当前，关于社区的统一定义仍难一致。本文所讲的社区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它与行政系统划分的社区有所不同，它不是一个行政的简单的划分。作为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社区，它具有以下几个必要的条件：
　　第一是“认同感”(identity)。就是说人们之间互相是把对方看作是有基本了解和信任的人，彼此是把对方当作“我们中的一员”看待的。
　　第二是“安全感”(security)。人们在社区里就进入到一个基本的安全系统，这系统是由社区组织自己提供的。社区虽然没有政府的行政甚至治安的安全系统，但是它有另外一种安全系统，比如说有互助的系统、亲情的系统，等等。
　　第三是“凝聚力”(solidarity)。大家在遇到任何形式的灾害、挑战或风险的时候，互相之间都有照应和协作，哪怕平时似乎互不往来或往来不多。
　　从这三个条件可以看出，社区是人们经过实践逐渐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组织形式，是一个有着公共联系的整体，而个人只是社区中的一员。公共性是社区—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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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中国，农村社区人口的非农活动正逐渐成为最具社会-经济影响的现象，它不仅大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城镇的格局，而且同样重要地，它对农村本身的发展、对城-乡关系的改变也具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年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走出本村本乡本县，在整个中国广阔的大地上寻求谋生就业，并开辟新的生活空间，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社会现象。今天，农村人口外出在规模上是史无前例的，这既是对社会-经济变迁的总体内容的反映，又是它重要的社会——经济后果。
　　黄宗智在对中国的华北和江南农村的研究中发现：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商品化与糊口农业并存；在中国进入改革前的几十年时间里，城市工业化与乡村的落后并存。（黄宗智，1985，1990.）他指出这类现象是与经典的（实际上是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理论范式相悖的，这不仅表明在中国研究中存在着范式危机，而且也说明，中国农村的发展，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见黄宗智，1994.）
　　黄宗智的研究是继费孝通提出“小城镇，大问题”之后，又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理论探索。费和黄都注意到了乡镇企业的崛起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重要意义，黄还进一步指出，乡镇企业在长江三角洲的蓬勃兴起，第一次改变了中国农村长期存在的他称之为农业过密化的趋势。
　　应该注意到，费和黄的研究，主要是以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农村尤其是江南农村的经验发展为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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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入21世纪以后，美国受到诸多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影响，美国国内外关于其地位衰落已否的讨论也随之增加。
　　本报告拟从“综合国力”的角度，用一些已经发表的数据，去看待美国力量变化问题，而不直接讨论美国是否已经“衰落”，更不把“美国是否衰落”作为一个主观偏好的选项。
　　应该说明，观察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还需要：(1)比本报告更综合的数据支撑，这是应该在今后的跟踪过程中逐步完善的；(2)比本报告更长的时间跨度，这是应该也可以在今后的观察中逐渐拓展的；(3)比本报告更广阔的视野，而不只是目前这样选取有限的几个国家或个别地区来加以比较；(4)进一步纳入一些尚不能用数据说明的重要纬度，例如制度纬度、文化纬度和错综复杂的历史维度，尽管这无疑将使问题变得复杂得多。
　　所以，本报告仅仅是一个描述(而不是分析！)美国的综合国力变化的初步的尝试，期望能够对已经并将继续展开的有关讨论有一定参考。
　　一、美国10年来的变化
　　1990年代初期，随着苏东解体、冷战结束，国际格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也随之开始调整其国际战略。由于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美国又将“反恐”当成维护其国家安全的第一要务，并相继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此后国内安全局势逐渐稳定，但随着2007年夏天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到2008年发展成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美国经济也陷入新一轮的危机之中。在这一系列事件的冲击下，美国的经济社会都出现了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美国的地位是否也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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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欧洲至今，我给自己提了一些问题，但仍没有明确的答案。
　　20世纪60年代，我就开始尝试阅读狄更斯、莎士比亚、哈代的英文作品的缩写本或简写本；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整个80年代则比较认真地读过培根、休谟、洛克等英国哲学家的着作，当然更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关于英国或基于英国或在英国写的着作；1987年起在英国学习了近六年，主要是做英国社会和思想史的研究，除了读英国人写的书并与他们讨论、争论，也实地观察了英国，其间竟一次也没回国，并有五年时间一直住在一个英国人家中；1992年回国后在社会学研究所的十几年里，也主要是应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其中有很多也是来自或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英国的社会史研究和当代的社会批判理论研究。
　　2014年来到欧洲研究所工作，其实也是重新学习。我和同事们正在做的是欧洲社会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这应该是一项长期项目，我们关心在欧洲内部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发展模式，而每一个发展模式也在这两三百年中不断发生着变化。比如说英国经验和英国理论，今天的英国和恩格斯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狄更斯写《雾都孤儿》，甚至和1945年二战后，和撒切尔夫人80年代执政时已经很不一样，甚至与20世纪后期和21世纪初期托尼·布莱尔当首相时推动的所谓“第三条道路”时也很不一样，那时吉登斯就是“第三条道路”理论上的“精神导师”。这些针对的只是欧洲的一角或者即将“脱欧”的一个国家而言，如果放眼看整个欧洲，那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就一直存在很大的差别，每个国家也变化很大，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有所谓莱茵模式、北欧模式，等等。
　　我今天带来的问题有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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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中国道路是过去我们所经历的，现在我们面临的，以及未来我们将要达到什么样的前景。我们正在进行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我们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989年，我们受到西方对我们的封锁，1998年遇到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是全球金融危机，今年2018年，我们又遇到了重大的外部挑战。遇到了美国当前发起对中国的贸易争端，中国没有走到美国所希望的道路上去，他们竞争不过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所以有危机感。 2018年是中国民族复兴之路上重要的历史节点。我们的前进路上不可避免会遇到障碍，中华民族的崛起必然要经历种种考验。所以，今天我们讲中国道路具有特别的意义。
　　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要理解最近的30年，一定要理解1949到1979年是怎么走过来的；一定要理解从1919到1949年，从五四运动到建国的历史。
　　多年前在一个国际组织的会议上，会议主持者给我五分钟时间，要我讲讲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五分钟很难讲透，当时我心目中浮现的就是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是井冈山道路、延安道路。我说中国何止是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几十年来，13亿以上的人口，几乎以两位数的速度发展，其间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内乱和暴动，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对外移民和战争。从世界史的视角看，这就是中国道路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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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新任领导人习近平与成功连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着手开辟中美关系新篇章，他们在未来要面临的将是一系列亟待共同解决的问题和潜在冲突。在这次采访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将为我们阐述两国未来合作的重点及可能出现的挑战。
　　中美关系在不久的将来会如何发展？展望未来，中美两国在对待中美双边问题上需要更加务实与理性。双方应重新审视所面临的实际挑战、问题和机遇，以共同促进经济增长，鼓励发展，确保安全、和平和稳定。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我对于未来两国的关系仍持乐观态度。两国都需要一段时间制定更加务实的政策，并将其细化、落实。
　　我不同意一些中美关系专家的观点，他们常常会认为不论谁当选，美国都不得不和中国保持“常态关系”。毕竟，罗姆尼表示他上任后第一天即会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如果奥巴马没有连任，中美关系就无法保证一如既往。而且，中美关系日趋复杂，过去为人们所理解的“常态关系”概念也已不再适用。
　　哪些方面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和奥巴马政府的合作带来了机遇？中美面临的主要挑战首先在于经济领域，毫无疑问，两国会在此领域继续合作。两国经济都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且双方都不可能依靠本国的力量克服困难。目前两国共同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调整经济结构，以保证经济增长和就业。
　　在当今世界，单一民族国家已不是国际舞台的唯一主角，经济体之间不可避免的走向一体化。全球经济的要素已呈现出明显的跨国流动。因此，美国不应一味指责中国“偷走美国人的工作”或者“操纵货币”。实际问题比这些更加深层，涉及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资源，如劳动力和法律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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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为我国的安全和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五年来这方面的主要工作不仅在事实层面作了精辟概括：实施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了丝路基金，举办了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这些都为各国有目共睹，也为世界人民所称赞；而且，在这些具体成就的背后，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正由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有了明显提高，并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在12月1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愿同世界各国政党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
　　十九大报告专章阐述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回顾起来，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就明确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也明确指出，“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人类的贡献”。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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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百年未有的世界变局和民族复兴的战略全局着眼，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中国对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和全球治理提供的“中国方案”。2018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序言部分。这一凝聚着东方智慧的理念被赋予全新含义，表达出中国将携手世界各国为之奋斗的坚定意志，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庄严承诺。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将有利于实现我们“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平与发展，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一方面，没有发展为基础和动力，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实现持久和平；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要坚定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深刻道理之所在——和平，保证发展；发展，促进和平。
　　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走过的历程，我们深刻认识到：只有坚定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才能切实推进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也才能为世界的和平和繁荣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为消弭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中国方案”。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历史脉络来看，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一以贯之，又来之不易。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走上了谋和平、求发展的道路。当时国际上“冷战”已经拉开铁幕，我们自己经历了百年磨难，正百废待兴，是人家打到了我们鸭绿江边，才被迫做了保家卫国的重大决定，“以战促和”于1953年签署了停战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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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国家2018年做出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的判断，指的是整个世界层面，也可以理解就是为狭义的一百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18正好是一百年；广义汉语里我们讲百年也可以是一个复数，可以是两三百年来，就是近代以来，在世界层面自从有了近现代，有了我们讲的现代社会、现代国家，最早在西欧，后来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那么一百年或者两三百年来，今天这么大的一个世界格局的变化，过去没见过，且它还在进行当中，哪些是变局的动力，哪些是变局的后果，现在讲还为时过早，因为我们正身处在这个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中。这个变局还要持续多长时间，还要经历多少风险，还会开展多少斗争，才能变出一个新格局、新秩序，也不确定。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乃至更长。
　　一、透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战争、萧条、革命、发展
　　观察这个百年未见之大变局，我认为可以有两个角度，一个是时间，百年嘛，首先是时间的概念；另一个是空间的角度，世界嘛，当然也有空间的概念。时间上说，就是这狭义的一百年，在世界上发生了多少事呢？小事数不清，地方性的事也数不清，世界层面的大事也有许多，20世纪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甚至是动荡的世纪、战争的世纪、革命的世纪，当然也是发展的世纪。
　　1、时间维度
　　从中国来说，20世纪初，我们这儿就发生了辛亥革命，这可是几千年来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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