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期看，面对中国经济存在的各种问题，究竟是“抬牛腿”呢？还是“牵牛鼻子”？（吴敬琏，2016）答案当然不言自明，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牵牛鼻子”最省力，而违背经济规律去“抬牛腿”，恐怕最多只能是事倍功半。只有科技创新才是真正的“牛鼻子”。只有往科技创新领域投，才有可能拉动中国经济走出低谷，走向新一轮经济增长。

调整、提升产业结构，不应像过去那样，由政府部门主导，对产能过剩领域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实际上是国有企业产能过剩反而去“倒民营企业的牛奶”，关的大多是民营企业），而应当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由科技创新引导，通过“科技创新立国”，引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一方面，国家明确提出“科技创新立国”的大政方针，另一方面，设立“产业创新机构”，协助有能力、有愿望的“僵尸企业”转型升级，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起死回生，转型为高科技企业。

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转换过程中，应由科技创新牵引，而不是各级政府人为推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应当逐步向后退，而不是向前进。

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的一切活动——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需要什么原材料？需要多少原材料？用什么样的价格买？用什么样的价格卖？都不是企业自己决定的，都需要纳入国家的统一计划，要由各级计委官员统一指挥，企业拿到生产指标之后，才有可能得到需要的原材料，才能够开始生产。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民营企业快速发展，外资企业越来越多，政府主要是通过产业基金等金融方式对企业进行引导。这一切都说明各级政府是在一步一步地向后退，间接手段越来越多，直接干预越来越少。

但是近年来，产业基金发生了一些令人担忧的变化，从喝红酒变成了喝白酒，从打德扑变成了打掼蛋，其背后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发生逆转。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应当做加法还是做减法？如果连这样一些加减乘除的基本方向性问题都没有搞清楚，讨论利率高一点，还是税率低一点等微积分问题又有什么意义呢？！

历史上，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有三大初始动力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底层农民由于整天吃不饱饭，饿肚子，于是安徽小岗村的农民们冒着巨大风险，在攻守同盟契约上签字画押，启动了联产承包制改革，终于解决了吃饭问题。如今，吃饭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大多数人不再为吃不饱饭而发愁了，所以改革动力越来越小。

其次是高层领导纷纷出访，看到了国内外的巨大差距。1978年谷牧副总理率团访问欧洲五国，回来后向高层领导汇报时称：“我们至少比欧洲落后了20年！”，这一判断引发了高层的巨大震动。继而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看了新日铁，坐了新干线以后感慨地说道：“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于是，邓小平回国以后很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将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而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高速增长，如今，中国在基础设施、高楼大厦等“硬件”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在有些方面甚至还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所以改革意愿也越来越低。

再有就是中间阶层看到了科技差距。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做出了准确判断，他明确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变革”。之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的马洪同志，组织体制内外、各专业领域的上千名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进行有关“科技革命”的广泛讨论，促使全社会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我们绝不能错过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宝贵机遇！于是，通过加快改革开放，使我国抓住了这一宝贵机遇，实现了“技术红利”，赢得了高速增长。如今，三大动力已经失去了两个，导致改革开放动力不足，经济增长缺乏活力。

中美科技脱钩的风险也在快速增大。由于美国的科技创新主要是0到1之间的基础性创新，而我国的创新优势主要是在1到N之间的应用型创新，是在美国基础性创新的基础之上的再创新。即使在可以搭便车的条件下，中美之间尚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今后，如果中美技术不断脱钩的话，“中国遭受的损失要比美国大的多”。对中国而言，科技创新越来越重要。我们将再次面临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宝贵机遇的“历史拷问”。而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宝贵机遇，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快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