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的顶层规划很重要——规划本身其实也是一种生产力。做顶层规划，一大关键是要把结构理顺，只靠基层自己去一点点碰、去试错，是不行的;必须得政府牵头、集思广益，集合专家的智力支持、民间的聪明才智，以求得高水平规划。

　　在战略规划的优化方面，要注意顺应市场规律，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让企业等“非政府主体”的聪明才智和潜力得到充分激发。

　　培育新质生产力，关键要因地制宜，形成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数字化信息革命时代，头部企业的出现可遇不可求，不是政府做规划就能“造”出来的。比如，杭州、深圳等地催生出了头部数字平台。这说明，数字化时代前沿创新，有时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要开花结果，关键还是要有良好营商环境、深厚创新土壤，让前沿头部企业自己“冒出来”。对湖南来说，没必要由政府“手把手”挑选扶持对象来复制头部企业，而是要在制度创新上下功夫，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让有潜力的企业得到更好的发展条件，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核心要把“负面清单”立好，清单之外“法无禁止即可为”，企业可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保护产权、公平竞争的大前提下，企业才能形成长期主义、耐心资本的行为模式。这些，都得靠法治化营商环境来保障。

　　政府则要守住“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正面清单，做到“有权必有责”，还要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的绩效考评和奖惩责任制——即事权清单+责任清单。这些是改革深水区的攻坚重点，说起来容易，真正落地得下大决心“啃硬骨头”。

　　产业政策如何真正激活市场活力，避免“政策失灵”?政策要精准滴灌，是精准到产业而非具体企业，对事不对人。政府不要指定张三李四式的培植对象，因为在数字经济、数实融合的创新前沿，政府并没有那种先见之明，没法判断谁一定能成功。所以，要支持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行为，比如借助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投资科创项目，进而让企业在公平竞争中脱颖而出。

　　地方财政政策是有“可塑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工具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是总量型为主、垂直贯通的，地方政府只能被动跟随;但财政是分级的体制架构，省、市、县财政政策都有可塑性，哪怕财力紧张，也有“四两拨千斤”的操作余地，可用来支持实施超常规的“守正出奇”发展战略。

　　具体来看，可首先讲三个工具，另外还有PPP模式作为选择。第一是贴息。比如财政贴5%，能撬动20倍的社会资本或信贷规模。这样能乘数式引导商业银行资金，用于企业纾困、消费信贷提振，实现财政少花钱多办事的放大效应。

　　第二是政策性信用担保。这和财政贴息的机理相通，担保机构在几个百分点之内控制好代偿损失，就能实现资金放大，针对“打包”的支持对象发力，实现“四两拨千斤”。

　　第三是产业引导基金。财政出钱设立母基金，可设为金股，不分红、不直接上阵操作具体项目，同时又有一票否决权，加上“优先”“劣后”等规范化安排，吸引民间资本设立一群子基金做项目投资。

　　另外，还有PPP模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尽管很多人觉得这种模式的热度有所下降，但国家层面一直在强调，要以“新机制”推动该模式健康发展。PPP模式适用于架桥修路、水系治理、公用设施、园区建设等准公共产品基础设施建设和片区开发，不仅是融资机制的创新，更是治理机制的创新，能实现政府、企业、专业机构“1+1+1>3”的绩效提升效果。这些可用机制和工具必须定制化设计，省级定方向，市县级落方案、优细节，结合湖南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需求，让它们产生乘数放大效应。

　　中央早就明确“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也出台了《民营经济促进法》和一系列政策文件。但在实际贯彻中，堵点还较明显，核心就是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没有真正被“一碗水端平”，比较突出的就是二者在融资端被区别对待。一方面是对“私有制”存在片面解读，导致工作环节畏手畏脚、明哲保身;另一方面，形式主义的清规戒律，让一些干部怕担风险。要改变整体氛围，关键是实事求是、正本清源、进一步解放思想;还要推进干部激励机制改革，建立试错、容错和保护机制，把敢于干事、勇于改革的干部提上来。

　　决策层早就说“允许改革有失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现实中，改革创新必然触动原有条条框框，很容易被贴上“不依法办事”的标签。敢于创新的干部最容易得罪人。因而，需要有容错的弹性空间，需要给干事者撑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