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中国在加强宏观调控中实现了经济的高增长，钢铁、汽车、有色金属和房地产等领域的投资“过热”势头已经被初步压住，物价与货币增长也回到了合理区间，政府及时而有效的宏观调控既消除了经济增长中的一些显著不稳定因素，也保持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2005年初以来，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着快速增长的脚步，工业速度在17%上下，出口增长接近35%，投资增长在25%左右，消费更是维持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加快增长趋势，达到13%，而物价则稳定在3%的水平，如果目前的趋势保持不变，全年GDP的增长率应该达到9.5%上下，会创造新千年以来的第二个年度高增长率。

　　但是中国经济高增长中还是有许多隐忧，择主要的说，一个是投资，一个是出口。从2003、2004这两年看，经济出现高增长主要是被投资和出口这两个需求因素拉动的，投资和出口的增长率是同期消费增长率的2～3倍，今年初以来仍然是如此。但这两个需求因素至少从中期看，都蕴含着巨大矛盾，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不稳定因素。

　　从投资看，其来源是国民储蓄，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国民储蓄净额就在不断增加，这表现为银行系统内“存差”的不断扩大，1999年银行“存差”已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到今年2月末已超过6.8万亿元。不断增加的巨额储蓄为投资增长提供了强大支撑，2003年投资率已达48%，2004年进一步上升到51.2%。在全球范围内，不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国家，消费在GDP中的比重都占55%以上，甚至可以达到80%，素以高储蓄率著称的东亚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等，在经济起飞过程中虽然也出现过国民储蓄率急速提升的现象，但投资率也未超过50%，因此中国的投资率超过50%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问题在于，中国储蓄的高增长与储蓄净额的巨大增加，并不是在居民收入大体上平均增长的条件下实现的，而是在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出现的。根据有关研究，中国目前的“吉尼系数”已经高达0.47，而发达国家中最高的美国不过为0.45，英、法、德、意、日等国则都在0.4～0.45的区间内。由于高收入人群的边际储蓄率比低收入人群要高得多，反言之，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率比低收入人群要低得多，因此收入差距拉大只能导致储蓄和投资的增长，同时却抑制了消费需求，这正是传统资本主义经济中会不断发生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的根源。

　　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创造生产能力，因此投资需求的特点是，它在当期是需求，但在投资完成后就会变成供给，这正是问题的矛盾所在。由于目前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被投资需求拉动的，而其背景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居民主体消费需求的下降，这样就会在投资高峰过去，形成产出高峰时，形成需求屏障，导致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循环关系的断裂，其现实的表现就是出现生产过剩危机。始于2003年的投资周期大约会持续5年，因此在中国出现生产过剩危机的年份可能就在2007年前后。

　　拉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另一个需求因素是出口，去年出口增长率高达35.7%，今年一季度仍高达34.9%。中国出口的主要市场之一是美国，而包括使用美元结算的亚洲地区在内，已经占到中国全部出口额的四分之三。近三年来，美元一直处在极度不稳定之中，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地位正在受到本国日益扩大的财政、贸易“双赤字”的破坏和欧元崛起的威胁。为了巩固美元的货币霸权，美国自去年6月以来开始了加息过程，加息能否起到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的目的尚不明确，但会严重打击本国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业则是其必然结果。庞大的国际资本流向美国，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在美国资本市场上保值和增值，可是如果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受到加息打击趋于衰落，甚至被捅破故事和房地产的泡沫，不仅新资金吸引不来，过去进入的资金还会外逃，而日本股市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就是源于日本央行的加息行动，所以美元今年是否还“挺得住”，或者今年虽然“挺”住了，明、后年是否还能“挺住”，实在是很大的疑问。

　　然而，如果美元出现问题，美国的巨大贸易逆差就难继续保持，中国面向美国的出口也就难保持，同时还会由于美元的崩溃而导致亚洲地区使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的贸易关系发生紊乱，也会直接打击到中国的出口。

　　综上所述，在目前拉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投资和出口需求，在未来2年内实际都面临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去年中国的净出口在GDP中的比重为2%，加投资率51.2%，二者合计已高达53%，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主体，如果其中哪个需求的增长出了问题，或者二者同时或前后出了问题，对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高增长就会形成巨大威胁。

　　所以，即便今年乃至明年的经济增长仍然能够继续保持高增长势头，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认为前面都是坦途，而是应未雨绸缪，从启动中国内部的消费需求入手，以消费需求逐步取代投资和出口成为需求的主导。只有如此，才能保住中国的经济增长脚步不会停下来。（2005-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