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中国城市化》2003年4、5月合刊)孙自铎的《政府为什么偏爱小城镇》一文，说得虽然尖锐些，但确实是有道理的，值得人们好好想一想。

我赞成他“城镇要形成一个合理的体系才能发挥各自的职能和作用”的观点。我过去还说过，“小城镇严格意义上并非功能完善的城市，它的发展与其说是要靠自身的积累，还不如坦率地承认要靠对大城市的‘攀龙附凤’”。

在城市化进程中无视小城镇的作用是不客观的，但把它当作“大战略”，恐怕也是靠不住的。战术性、战役性的错误都可以犯，但像批“新人口论”、搞“大跃进”这样的战略性错误，千万不能犯，一耽误就是几年、十几年。

中国的农村工业化是在不触动城乡二元结构前提下的“不得已而为之”，其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固然谁也抹杀不了，但就此以为它完全符合规律，并进一步准备在这个基础上推进以“小城镇”为中心的“城镇化”，恐怕也是要犯战略性错误的。因为它违反了提升中国工业化背后的规模经济和规模效益的普遍真理，它不合融入经济全球化背后的“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市场国际化”的当今时宜。

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按眼下国内的标准为百万人口以上)及其连绵带，是区域经济的中心，是真正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的合格主体，因而也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主导力量。以其为龙头带动中小城市包括小城镇的发展，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如果倒过来用“小马”去拉“大车”，拉不动想来是必然的。更糟糕的结果是，错过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这个国家已经浪费了极其宝贵的“文化大革命”10年，在21世纪“只争朝夕”地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不能再有这样的耽误了！

以大城市为主导推进城市化，走出一条大中小城市包括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背景文章：

政府为什么偏爱小城镇

孙自铎

我国城市化进程已经证明，小城镇对城市化推动力不强。那么，为什么在我国的城市化中政府又坚持走以小城镇为主的发展道路呢?究其原因，主要是:

城乡不同体制造成的。走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道路，政府不必承担过多投入，由农民自己建设，且城镇中的居民同农民一样，进入城镇者要自理口粮，自谋职业，自己购买住房，其建设资金投入、社会风险主要由农民承担，与政府牵连不大。

认识和理论上的误导，把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小城镇发展绝对化。不顾时空条件，把发展小城镇作为我国人口城市化的主要道路难免有失偏颇，它抹杀了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小城镇作用与工业化中城市化作用的区别。在工业化中的城市化，不仅是经济发展和变革的需要，也是一个社会变革过程。农民进入城市，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了，在成为工业品的生产者的同时也成为农产品的商品消费者，由此扩大了城乡物质交流的总量，城乡之间供给和需求在全新的平台上实现了平衡。

错误地接受国外“城市病”的观点，走所谓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大量农民进入城市，一度出现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犯罪率高等经济社会现象，认为这是城市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其实，这种情况的出现是暂时的，况且“农村病”比“城市病”更为严重。

不恰当地高估了城市化中要素投入需求的困难。政府认为农民进入小城镇资金要节约得多。这是似是而非的看法。农民进入城市生产、生活的资金需求固然是高的，但城市规模扩大后土地急剧升值，由规模经济产生的集聚效益也要计入。投资数量要与生活质量相联系，市民比小城镇居民享受更多的现代文明。稀缺的土地资源投入更要计算。我国人多地少是基本的国情，小城镇用地多，城市则具有明显的节地作用。

城乡一体化的误解，走所谓的农村城镇化道路。城乡一体化是指城乡经济统一有序分工还是指城乡不分?如果是指前者，自古以来城市就无法离开农村而单独存在，对于农村，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分工的细化，也日益离不开城市，早就是一体化了。如果是指城乡不分，那又何谓之城市化呢?同样，农村城市化是什么含义?如果是指乡村设施建设得如同城市一样，那么就有建设投入的效益比较问题。只有到了后工业化社会，科技、信息、交通等高度发达，社会劳动生产率高度提高，人们生产生活的地点不影响到成本时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担心农民进城会引起市民就业的困难。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是把政府仅仅作为城市人的政府。事实上农民进入城市不仅不会减少就业总量反而会增加城市人的就业机会，他们干的是市民不愿干的脏的、累的工作，在进行生产活动的同时也产生生活消费需求，带动城市相关产业的发展。

在城市化中，政府来替农民选择并不合适，农民进入什么样的城镇(市)应由农民自己选择，国家的政策导向是必要的，但要顺应民意合乎规律。从各国城市化发展历程来看，片面强调某一规模的城市(镇)是不可取的，城镇要形成一个合理的体系才能发挥各自的职能和作用，而且只有在相当发达的城市环境中，小城镇才能得到稳定发展。

［来源: 《农业经济问题》（经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