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中国城市化》2003年6月号）王建先生的这篇《不搞城市化，农业问题讲不清》，我以为讲得很有道理。

有道理是因为他的视野开阔，站得高，看得远。

如今世道变了，解决农业问题，靠的不是农业反而是工业和服务业；解决农村问题，靠的不是农村反而是城市；解决农民问题，靠的不是农民反而是市民。一句话，解决“三农”问题，靠的不是“三农”本身，反而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这叫什么？这就叫“反弹琵琶”。

不是说农民自己解放不了自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问题在于，在经济全球化、城乡一体化、产业高级化的今天，农民的解放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面对现实，“反弹琵琶”，农民才能赢得“第三次解放”。老祖宗说得好，“他们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从来就是一个事物的两面，相辅相成。王建先生的高见大概已经引起了高层决策者的重视，于是有了一系列面向东盟的外交活动，旨在促进西太平洋经济区的形成。但难能可贵的，是他笔锋悄悄一转，点到了内需扩大的最具潜力的增长空间，点到了农民向城市和服务业的转移，从而得出了“解决农村问题的出路是城市化”的结论。这是他的高妙之处，也是他的不同凡响之所在。

如果他的这一高见，能像西太平洋经济区开发一样，引起最高决策层的重视和反响，那该有多好！

背景文章：

不搞城市化，农业问题讲不清

■王建新

中国成立以来总是出现“工业的高潮即农业的低谷，农业的高潮即工业的低谷”这样一种现象，为什么？

中国推进工业化的资金积累，它的本源是农业。工业高潮之际，必然是增加掠夺农业之时，剪刀差特别大；当农业支持不住工业的步伐了，就会去提高价格以便向农业反哺，这时候工业掉下来了，农业就上去了，这种情况总是反反复复地出现。这就说明我们的工业化是建立在农业积累的基础上，工业本身的积累不可能满足自身需要，必须建立在农业的发展之上。

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是高潮，农业也是高潮，一直延续到1994年。现在是工业有点落，而农业也大落了，这一段出现的又是什么问题呢？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外资进入使得工业发展有了一个新的积累来源。还有一点，90年代是个分水岭，90年代以后我们的储蓄率猛涨，整个国民经济的储蓄率从80年代的20%多，一下变到40%多，所以工业本身所需要的积累不再靠农业了。农业发生了什么问题呢？从1989年以后，几年之内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到1994年与国际接轨，农业本身又一次出现了边际产出是负值，解决农业的问题已不在农业本身，内部怎么样调整农业结构也没有出路。

我们来看看7年以来的工业增长曲线。国企这条线在1994年这段时期是猛往上拔，现在大约是10%的速度，国企脱困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国债投资主要指向重工业，重工业是国企最集中的地方，所以效率就改善了。乡镇企业在90年代初和90年代中期还是很高的，1994年一下掉到18%，这几年又不断在往下掉。

但是，我们过去没有释放出来的一个城市化巨大空间在这儿摆着呢！我们的城市化比率是30%，而与我们一样的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国家和地区都是60%，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人均收入1000美元时都是75%以上。如果我们把它提高到60%，就可以把我们的服务产业的比重提高到50%或55%，这样就可以使中国的GDP增长20%。

20%是什么概念？在中国现有条件下，就可以增加2亿劳动力就业。增加2亿劳动力就业又是什么概念？就是有2亿农村劳动力携带他们的家属进入到城市，使我们的市场规模在现有的基础上放大两倍还不止，就是这个概念。

我说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农村问题绝不仅仅是农村问题，它是整个发展阶段变化与国际产业结构、政治经济结构、冷战结构结束以后大结构变化的一个综合反映。今天的中国，如果不搞城市化来拉动服务产业的发展，农业问题是永远讲不清楚的，也是农业本身所解决不了的。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经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