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中国城市化》2004年8月号)读了这篇《我国专家学者呼吁关注“城市化背后的隐忧”》的文章,我的忧虑是真正地加深了。然而,这种忧虑,恰恰不是来自于专家学者指出的那些现象,而是他们的呼吁本身。
为什么?
因为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也许是负责加工制作的媒体),把最基本的概念都给搞错了!谓予不信,请看下述引文:
——出席首届中国威海国际人居节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德慈指出:“高楼大厦并不等于现代化城市。中国城市的领导者和建设者不能只满足于表面的‘涂脂抹粉’,而应看到城市化背后的隐忧。”
邹院士所指出的现象的确广泛地存在,也的确是一种“隐忧”,但准确地说,它不是城市化的隐忧,而正是城市建设的隐忧。
然而我想说的隐忧不在这里,而在于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把城市建设直接等同于城市化。以上的引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其实,纯粹的概念游戏并没有多少意义。我的挑剔,实在是因为实际工作中已经产生的重大偏差,让我们不得不对此“十分的在乎”。
无可否认,最近几年来迅速推进的城市化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其间存在的严重偏差也必须正视。有统计资料表明,这些年来“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快于“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在为数众多的被占耕地农户中,安置就业的仅占1.5%,转为城镇户口的不过5.8%。这个数据告诉我们,绝大多数的失地农民,正在转变成为一支“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大军。这个人群的不断扩大,对于社会稳定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追溯起来,这个偏差又是怎么引起的呢?我想,还是因为从一开始,在我们有些同志的工作指导思想上,就把城市化简单等同于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把城市化简单等同于城市的美化、绿化和亮化。以解决“三农”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在不知不觉之中,演化成了城市建筑的“涂脂抹粉”,演化成了高楼大厦的拔地而起。于是,在有识之士那里,城市建设的“隐忧”,也就堂而皇之地变成了城市化的“隐忧”。
把城市建设直接等同于城市化,这才是“城市化背后”最大的“隐忧”!
背景文章:
我国专家学者呼吁关注“城市化背后的隐忧”
■记者周雷徐冰王作葵
近期出席首届中国威海国际人居节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德慈指出:“高楼大厦并不等于现代化城市。中国城市的领导者和建设者不能只满足于表面的‘涂脂抹粉’,而应看到城市化背后的隐忧。”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赵炳时认为,当今世界,特别是9·11事件之后,安全成为现代化城市面临的首要问题,中国也不例外。一些城市虽有宽大的主干道但缺少完整的路网结构,虽有污水处理厂但无完善的排水管网;公共交通滞后,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缺乏……城市越大软肋越多,灾害频发,事故连连。7月中旬,北京因暴雨而出现的交通阻断即是城市安全保障体系脆弱的例证之一。
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主任吕斌认为,除了用现代科技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防灾减灾体系外,还应着手于细节,如市民应对危机能力的培养,灾害发生时对社区残疾人的救援,城市规划时尽量减少地下通道等易引发犯罪的死角等。
统计表明,自2000年以来中国每年建造约1200万套共计13亿平方米的住宅。一些房地产商热衷于推出高档住宅,但这只能满足一小部分人的需求。有的人同时拥有几套甚至几座房,但不少人仍居住在拥挤局促的老住房里。
美国注册规划师协会国际委员张庭伟博士说:“城市住宅中的这种不平均现象会造成社会贫富割裂,引发社会问题甚至导致社会不安定。”美国注册规划师协会前会长萨姆·卡塞拉介绍,根据被称为“精明发展”的新理念,城市应鼓励不同收入阶层的人们生活于同一区域。为此,开发商应在同一区域同时提供高档住房和经济型住房。
快速城镇化的利与弊成为人居专家们谈论的焦点话题之一。邹德慈的研究表明,1998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以世界历史上少有的年均1.4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并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2020年中国城镇总人口将增加3亿左右,其中,每年平均有1600多万农民移居城镇。由此产生的就业问题,城镇人口规模扩大与资源、能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将成为城市发展的“瓶颈”。邹德慈提倡对城镇化率增速进行“点刹车”,将其控制在年均1个百分点的水平。
不要片面地热衷于表面形象的营造,不能只注重视觉上的景观效应,不要把城市建设仅仅看做是“美容”。人居环境要考虑社会、经济、生态之间的平衡,关键是要居安思危,增强城市的“体质”。学者们把这样的忠告提供给中国的城市政策制定者。
[来源:新华网(经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