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中国城市化》2004年7月号）读王梦奎先生的论文，感觉是娓娓道来，从容不迫；平白直话，浅显易懂。我这样说，绝对是出于褒义。记得历史上有人曾将若干革命导师的著作做过比较分析，认为毛泽东的文风最为可取，因为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

王梦奎的这篇文章，仅取了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要求之中的两点展开。我以为，这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十五”期间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从政治上着眼，大家都能明白地感觉到。但实施城镇化战略，似乎全部出于经济上的考量。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与这种误解相关的部分原因是，城市化在理论上等同于单纯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在实践中演变为跑马占地、剥夺农民的“恶行”。城市化不但没有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反而激化了旧有的社会矛盾，酝酿和制造了新的更多的社会问题。

这恐怕是决策者始料未及的。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语）。究其本源，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搞懂什么叫城市化？城市化的实质是什么？从一开始，就没有既见物、又见人，既着眼经济、又考量政治。

收入差距的继续拉大，社会地位的日见悬殊，“三无”（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人群的不断增加，失望和被剥夺、被漠视、被边缘化情绪的积累和膨胀，所有这一切，对执政者意味着什么？结论应当是不言自明的！

一个以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宗旨的执政党，是不能置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利益于不顾的；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执政党，也是不能不按城市化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来推进实践的。

理论上失之毫厘，实践中将谬以千里，我们不要忽略这个真理！

北京文章：

现代化进程两难题： 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

■王梦奎

一、 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是关系中国现代化前途的两个大问题

现在突出地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就是要妥善解决新阶段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保证中国这艘大船能够比较顺利地达到现代化的彼岸。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是两个突出的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大难题。

二、 城乡协调发展的实质，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

（一） “三农”问题，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永久主题。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进入低谷期，如果考虑到： 一方面，城市居民在住房、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和教育等方面享有国家的补贴；另一方面，按照现行统计口径，农民家庭收入包括要缴纳的税费，以及用作生产资料的投入，实际差距约为5∶1—6∶1。还要考虑到，平均数往往掩盖着个体之间的巨大差距。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2000—2002年，增收农户占总农户的56.4%，收入持平农户占1.6%，减收农户占42%。全国农村有近3000万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近6000万人处于收入低水平、不稳定的温饱状态。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在农村尤为突出。可以说，“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国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二） 在新的发展阶段，围绕“农”字还有很多文章可做，我国农业和整个农村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必须同时注重从“农”字以外找出路，通过“三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促进“三农”问题解决。也就是说，用先进适用技术对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进行根本改造，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通过深化改革把农村经济纳入全国统一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的轨道。这实质上是中国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步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

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是今后几十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这种深刻的社会转型，将给解决“三农”问题带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开辟广阔的空间。

（三） 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有很大的相关性，但又有差异。如果说，工业化引发的是农民的产业转移，那么，城市化所标志的则是城乡人口分布的变化。从科学技术水平、制造业水平、工业占工农业增加值的比重项目的指标来考察，我国现在都超过经济发达国家在基本实现工业化时期的水平，但城市化水平只大体相当于英国1850年(37%)，北美1910年(41%)，日本1950年(38%)的水平。这是城市化滞后的突出表现，也反映出我国工业化发展进程的不平衡性。

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要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城市化滞后是历史包袱，也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因为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往往也是经济快速增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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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经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