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历了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这30年中，有丰硕的收获，也有痛苦的教训。特别是同俄罗斯这样的其他转轨国家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许多鲜明的不同特点，中国改革的成绩和缺欠都可以看得更清楚。中国改革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她带来了迅猛的经济发展，成就了中国的崛起，而且在于这个改革总起来看是一场惠及大众的改革。这个改革的缺欠，也不仅在于她是一场尚未完成的改革，在许多方面还显现出不彻底性，而且在于她的惠及大众的特征有逐渐丧失的危险，改革的成果面临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侵占的危险。清楚地分析中国改革的得与失，才能正确地判断我们目前面临的状况和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一、三十年改革的经济成果

经历了30年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经济基本上实现了从过去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济规模（以不变价格的GDP衡量，2007年与1978年相比）扩大到原来的15倍，年均经济增长率从改革前26年的平均6.1％提高到改革期间29年的平均9.8％，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按不变价格计算提高到原来的7倍以上；中国从一个人均国民总收入220美元的穷国跃升为人均2500美元的下中等收入国家。按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了人均7700美元。

在此期间，中国经济总量先后于1992年超过俄罗斯，1993年超过加拿大，2000年超过意大利，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08年很可能将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如果以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方法衡量，中国经济规模已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以上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历年；和世界银行，2008）。

三十年改革期间，按国家贫困线计算的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大幅度减少到2007年的1500万人。按照世界银行的“每人每天1美元”的贫困标准（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贫困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31.5%下降到2005年的8.9%。尽管在改革期间的一些时期，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缓慢，甚至有过下降，而且中国现在面临着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但城镇和农村最低收入的10％居民家庭，以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在改革期间也还是明显提高了（国家统计局，历年数据；Gill, Kharas and others, 2007）。这说明改革在总体上还是惠及了大众。

作为两个世界大国、两个前计划经济国家和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国与俄罗斯在许多方面曾经有着共同之处，但转轨过程却有巨大的差别。中国基本上自始至终实行了渐进主义和实验主义的改革措施，有许多改革措施是自下而上推进的，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基本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俄罗斯在80年代后期开始实行了渐进式的改革，但在叶利钦上台、苏联解体后采纳了西方学者建议的激进的“休克疗法”，试图通过一次跳跃转变为西方式的市场经济，但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困难。普京执政后对以前的政策进行了调整。

两个国家体制转轨的经济后果也大不相同。由于前苏联的中途解体、统计数据不全和前后不衔接，我们很难找到俄罗斯过去30年的完整数据拿来与中国进行比较。不过研究世界长期发展问题的专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提供了1978至2003年这25年期间中俄经济增长状况的可比数据（以购买力平价衡量），见表1。

表1  1978－2003年期间中俄经济成果比较

数据来源：安格斯·麦迪森（2008，中文版），108－109页，表4.4 - 4.5.

该表显示，以购买力平价衡量，在1978－2003年期间，中国经济规模成长为原来的6.6倍，人均GDP是过去的近5倍，而俄罗斯经济则萎缩到原来的90％，人均GDP萎缩到原来的85％。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小于俄罗斯，而2003年则相当于俄罗斯的6倍多。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仅仅相当于俄罗斯的13％，而2003年则达到后者的76％。中国与俄罗斯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差距已经大大缩小。

事实上，在实行休克疗法式改革的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一路下滑，到1998年已经萎缩到仅相当于1990年GDP水平的57％，几乎比改革前掉了一半。相比之下，1941－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经济总量也不过下降了22％。叶利钦卸任、普京上任后的一段时间内，经济开始恢复，增长率加速。2006年俄罗斯GDP与1999年相比增长了58％，年均增长率达到6.8％，但到2006年为止，GDP还没有完全恢复到1990年水平，只相当于1990年的97％。这期间居民消费的增长幅度更大，达到87％，年均为9.3％，增速超过了同期中国居民消费的增速。这说明俄罗斯老百姓自2000年以来的生活确实得到了改善（数据来自联合国数据库）。

为什么中俄经济改革的结果会有如此重大的差别？我们能够从中得到什么经验教训？下面的部分，将对此进行分析。

二、中俄改革的区别

许多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在相当长时间中曾经对中国的经济成就视而不见，或者不断预言中国经济将走向停滞或崩溃。相反，他们对俄罗斯的经济转轨过程和经济前景则曾经有过不少正面评价和乐观的预期。三十年过去了，他们关于中国经济崩溃的预言都没有实现。越来越多持有现实主义态度的研究者开始积极评价中国改革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他们也越来越多地正视中俄经济成就的巨大差异。

有相当部分国内外经济学家认识到中国的渐进主义改革较之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有明显的优越性。他们强调改革采取怎样的顺序对后果有重要影响。他们还承认“摸着石头过河”这种不断试验、不断纠错、取得经验、逐步推进的中国式改革哲学，以及改革期间保持了国家统一、社会稳定、避免了恶性通胀和大规模资本外逃，都是成功的关键因素。而俄罗斯在这些方面都恰恰经历了相反的情况（例如，McKinnon, 1993; Roland, 2000; 麦迪森, 2008）。

在这些经济学家中，林毅夫（1995）对中俄经济改革的差异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解释。他指出中俄在改革前都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导致重工业过重的结构偏差。由于资源重新配置需要时间，俄罗斯的激进价格改革导致了资源过度配置的部门生产下降，资源配置不足的部门却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度增加生产，从而导致经济萎缩。中国则没有首先纠正资源的错误配置，而是以增量改革的方式使资源配置不足的部门增加生产，在改革过程中逐步改善资源配置，从而保证了改革期间的经济增长。不过，他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个差别在俄罗斯所导致的不是一个暂时的经济下降，而是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严重灾难？

另一些人更加强调中国与前苏联在改革前初始条件的差异对改革路径和两国经济成就差异的影响。包括曾做过俄罗斯改革顾问的萨克斯等人。有的作者甚至认为，中国的渐进主义改革道路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都是由其初始条件决定的、无法避免的。尽管初始条件对改革的路径和成效的确有重要的影响，但这些观点过分强调了初始条件的差异，忽略了两国在改革前经济体制方面的许多共同性。

事实上，前苏联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已经初步尝试了某些渐进主义方式的改革，例如对加盟共和国下放部分投资权限，扩大国营企业的自主权，对企业超产的产品允许自销、放开市场价格，以及有限度地容许个体私营企业经营。这些试验当时已经取得了某些初步的成果，并不像有些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是因为这些试验“失败了”，才转向“休克疗法”式的改革。之所以采用“休克疗法”，纯粹是由于保守派政变失败、叶利钦上台后，促成了前苏联解体，并全盘接受了西方经济学家和少数国内激进改革派的建议，人为终止了渐进式改革的探索。

中俄改革有一方面的异同从来没有被充分讨论过。这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一系列改革的初始考虑和实际结果导致了怎样的利益再分配？这些改革有利于哪些人，不利于哪些人？是否惠及了大众，如何能够惠及大众？

回顾中国的改革历程，我们不难看到，所有那些最成功的改革措施，事实上都是优先考虑大众的切身利益，顺应民意，从那些问题最多、老百姓最不满的领域改起。而且这些改革措施是否适当，都通过反复的局部实践得到了证明。其中一些主要的成功改革措施，例如包产到户、双轨制价格改革、非国有企业发展等等，都是由基层首创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被事实证明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然后才被中央所接受，成为指导全国的政策，因此也可以说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中国改革中那些不成功、或者遗留问题比较多的改革措施和其他决策，基本上都没有很好地遵守这些原则。

改革是否惠及大众，为什么会对经济绩效有重大影响？其实并不奇怪。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改进”原理指出，资源的重新配置如果能够使一些人受益，但没有人受损，则是资源配置的改善。而一项改革如果能够使全体人民或者大多数人受益，一般来说符合帕累托改进的原则，当然有利于提高效率，促进发展。

相反，虽然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式改革是由公民投票选举产生的总统叶利钦一手推行的，但“休克疗法”式的改革措施没有充分考虑和照顾大众的切身利益，而且在改革中造就了一小批官商勾结的垄断寡头，把大众利益和改革成果拱手让给这些垄断寡头，导致极度不公平的财产再分配和高度的社会分化。在实行休克疗法的上世纪90年代，多数俄罗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受到严重伤害，得益者是少数，而且得益最多的那些人恰恰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了利益。

之所以导致这种结果，显然与改革政策本身有关。这些改革的设计多数是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现成模式的机械照搬，没有对俄罗斯国内实际状况进行认真研究，没有对其效果进行试验，没有征询和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就仓促推行。叶利钦甚至不惜动用大炮解决他与议会之间的政见分歧。等到他的改革措施造就了一个垄断寡头集团，他又在利益上与之结成了共同体。

普京上任后，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纠正这些错误。他从有些以极不正当的手段将原国有石油公司据为己有的寡头手中将这些石油公司夺回来，但同时反对一般地实行重新国有化。他的努力也包括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缩小收入差距、加强社会保障和消除贫困。普京政权既主张市场经济、有序竞争、提高经济效率，又主张社会公正和政治稳定。他在上任时强调：“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俄罗斯只是最近一两年才开始摸索自己的改革道路和寻找自己的模式。只有将市场经济和民主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有光明的未来。”（普京，1999）这是对以前改革政策的明确批评。

这种政策变化，是自2000年以来俄罗斯经济能够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一个基本原因。不过，叶利钦时代遗留下来的负面遗产，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彻底清除的，并将继续对未来产生不良影响。

下面的部分，将对中国在几个领域的改革进行回顾，并与俄罗斯的相应改革进行比较，以分析不同的改革政策造成的差异。

三、农业改革

自1978年开始的农业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步。但农村的包产到户改革并不是一个由政府设计的政策措施，而是由农民在上世纪50年代就创造出来的一种制度，用以抵消过激的农业集体化对生产效率带来的负面影响，解决吃饭问题。尽管屡屡遭到中央和各级政府的严厉批判压制，被指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它还是在60和70年代一再死灰复燃，并得到一部分敢于替农民说话的基层和中高层干部的支持（有关讨论见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1981）。

中国过去过左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对中国农业的发展有非常不利的影响。经过“大跃进”的破坏和10年文革“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少地方的农村已经到了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地步。从1957年到1977年这20年间，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仅从73元增长到117元（当年价格）。1978年，全国有2.5亿农村贫困人口（国家统计局，2005b，2008b）。

1978－79年，安徽、四川一些地方的农民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自发实行了包产到户，并得到当地基层干部和当时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的支持。这在中央和各省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被一些人指责为“违背社会主义方向”，甚至要求把支持包产到户的干部当作“反革命”抓起来。当时的中央文件还明文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下面是根据媒体报导，当时万里与中央一位负责农业的老干部的一场当面争论（《南方周末》，2007）：

老干部：包产到户，没有统一经营，不符合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不宜普遍推广。

万里：包产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什么不可行？

老干部：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

万里：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

老干部：我要社会主义！

万里：我要群众！

顶着政治压力，安徽滁县地区在万里支持下，在一些社队进行了包产到户试验，效果显著。凤阳县在多数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后，1979年全县粮食增产49％，超过历史最高产量20％，油料增产近3倍，人均口粮和人均收入分别比历史最好水平高出20％－30％（见王郁昭，1980）。其他实行包产到户的地区也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在事实面前，这次争论以改革派的胜利告终，包产到户成为一项全国性的政策。到1984年，全国97％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人民公社制度正式取消了。

在农业改革的同时，国家提高了长期以来过低的粮食收购价格，并逐步放开了粮食市场。这些改革措施在短时间内改变了长期以来农产品供应短缺、大量农民吃不饱饭的状况。从1978到1984年，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农民收入提高了一倍半，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1.2亿。1978年，全国65％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150元以下，而1984年人均纯收入200元的家庭已经下降到14％（见表2）。这期间，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也从2.5倍缩小到1.8倍。同时，由于农产品供应状况的改善，城市居民也从农业改革中得到了实惠。

表2  中国农业改革前后的主要农业产出及农民收入

1．农村收入水平按现价，增长幅度按不变价计算。

2．1984年的14％是按人均收入200元以下计算，按不变价格相当于1978年的167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5b）：《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

俄罗斯的农业改革情况非常不同。1991年末，叶利钦发布命令，在全国实行紧急土地改革，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实行土地私有化、解散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目标是要将俄国农业改造为像美国那样以家庭农场为主体的私人经济，预定要发展100万个私人农场主（1990年，俄罗斯的农村人口为3800万人）。但这项根据外来建议推进的激进改革措施并没有得到俄罗斯老百姓的广泛认同，成为一场拔苗助长的改革。据一项调查，俄罗斯人完全同意土地私有化的占32.2％，部分同意的占14.2％，不同意的占39.7％，无明确态度的占13.9％。赞成和反对意见基本旗鼓相当。而对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的态度，完全同意的只占18.1％，部分同意的占8.6％，不同意的占60％（见乔木森，2002）。

与此同时进行的休克疗法式价格改革进一步造成了农业的困难。1992年1月全面放开了包括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在内的价格控制，导致了农业投入品价格暴涨，涨价幅度远远超过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使多数农民陷入困境。而雪上加霜的是，国家同时取消了农产品补贴和农业优惠贷款，给农业以沉重的打击，导致产出大幅度下降。1998年与1990年相比，俄罗斯粮食产量下降了46％，农业总产值下降了47％。1999年，53％的农村人口落入官方贫困线以下。

普京执政后，加大了对农业的支持，近年来农业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但还没有完全恢复到农业改革前的水平。2005年，俄罗斯的农业增加值只相当于1990年的94％，人均粮食产量相当于1990年的81％，人均肉类产量相当于1990年的57％（数据见联合国数据库、世界银行，2008）。

比较两国农业改革，俄罗斯经历的困难主要在于当时的领导者不了解下情和无视俄国具体情况，机械照搬外国模式，也在于他们忽视了俄罗斯农民的切身利益和要求。中国后来出现的某些农业和农村政策失误，某种程度上也与这些因素有关。

中国早期农村改革的成功，来自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批领导人尊重实践、敢于改革，把老百姓的利益看得高于意识形态原则。但在以后的某些时期，农村改革相对停顿，农村政策出现了较多失误。这包括在相当时期内国家财政对农村支出过少，忽视农村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各级政府缺乏监督约束等等，造成农村苛捐杂费大量增加，农民负担加重，农村居民就医难、上学难和因医疗教育负担过重致贫的现象大量发生。

仅从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农业支出比重来看，在改革初期达到12％－13％，而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大部分时期只占8％－9％，在2000－2003年进一步下降到7％的水平。财政支出中用于文教卫生和科学的支出比重在1992－1998年约占21％，到2000年下降到17％。而财政支出中用于城市医疗卫生和教育的经费远远超过农村，使城乡间公共服务资金分配严重不均。

在农产品流通政策方面，也曾一度出现过度干预粮价和粮食生产，关闭粮食市场，试图垄断粮食收购，造成大范围粮食生产过剩和农民卖粮难，以及国营粮食企业大规模亏损、坏帐和舞弊行为等一系列问题。

这些因素在一个时期内导致了农业生产波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停滞甚至局部生活水平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居民调查数据，以不变价格计算，在1979－1985年期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5％，而1986－2003年期间年均增长只有4％，远远低于同期全国人均GDP年增长8.3％的水平。其中农村低收入居民受到的影响更大。从1998年到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5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21％，其中农村最低收入的10家庭人均纯收入则下降了14％。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扩大到3.2倍左右。

2004年以来，中央陆续推出取消农业税和各项提留、统筹，免除了农村中小学学杂费，加大了农村医疗教育、扶贫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并且正在着手全面建设农村低保制度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这一系列政策调整使农村状况出现了明显改善。

四、价格改革

价格改革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关键一步。改革前，非国家定价的浮动价格只在很小范围存在于一些社队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僵硬的计划价格和行政管理严重阻碍了供求关系的调整，导致效率低下和严重的结构失衡。生产不足导致的普遍短缺，和不符合市场需要的盲目生产导致的产品积压和浪费，是长期难以解决的两大顽症。1978年，四川省率先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随后国家经委在全国进行试点，在取得明显成效后逐步把范围扩展到全国6600家国有企业，最后扩展到全部国有企业。这一试验允许国有企业利润留成，设立三项基金，给予企业若干自主权，包括超产部分以浮动价格自销产品的权利，以及在计划不能保证的情况下以非计划价格自行采购原材料的权利。这实际上导致在计划体制以外形成了一个与之并存的市场，以及与计划价格并存的市场价格体系，初步形成了价格双轨制的改革路径。这在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并在边际上发挥了调节供求的作用。

从1984年的莫干山讨论会之后，价格双轨制从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衍生品变成了政府主动推进的改革措施。根据这种边际改革的思路，国有企业的计划调节部分逐步收缩，而计划外的市场调节部分则逐步扩大。同时计划价格也通过逐步调整向市场价格逼进，对基本实现了供求平衡的产品则逐步放开价格。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国有经济由于激励不足和体制的制约发展缓慢，而受市场调节的非国有企业部门则迅速发展，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市场价格的调节范围。经过一个时期的渐进式改革，市场价格逐步确立了在中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关于价格改革的路径，当时曾有很多争论。一些人反对扩大市场调节，主张以行政性调价代替价格市场化。另一些人（包括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和部分国内学者）则主张一次性取消计划价格，全面放开市场价格。前一种意见随着改革的推进逐渐销声匿迹了；但如果当时采纳了后一种意见，显然也会导致与俄罗斯“休克疗法”类似的严重后果（关于当时价格改革的一些争论，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1987）。

当时由于结构失衡，多数产品的计划价格远离市场价格。如普通钢材严重短缺，计划价格约每吨600元，市场价格则达到1500－2000元。其他基本工业原材料情况类似，市场价格通常高于计划价格数倍。而使用这些原材料的许多中下游产品则处于供应饱和状态。如果突然放开价格，投入品成本势必成倍上升，对产品价格不能相应提高的中下游企业来说，会大大超出它们的承受能力，导致大量企业倒闭和数以千万计的职工失业。而有能力存活的企业，则必然以连锁反应的方式将价格上涨逐级向下游传递。这将造成经济衰退和严重的通货膨胀。

这样的结果，是当时的经济无法承受的。相反，随着市场导向的企业逐渐发展，逐步扩大市场价格调节的范围并缩小计划价格调节的范围，则将震动控制在了多数企业和消费者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从而平滑实现了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过渡，并实现了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以成品钢材为例，1980年产量约2700万吨，绝大部分按计划价格调拨。经过13年双轨制价格过渡，1993年产量增长到7700万吨，钢材的价格管制已经基本放开（数据见国家统计局，2005b）。

但是双轨制价格也带来了寻租行为和腐败现象。一些官员滥用权力，把短缺的原材料以计划价格批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后者则将这些原材料转手以市场价格倒卖，摇身一变就成了百万富翁。因此在向市场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制度不健全和缺乏监督，也产生了大大小小以不正当手段致富的暴发户。这不但造成分配不公，而且导致了政府腐败，毒化了社会风气。

在当时的条件下，解决这些问题有两种可能的办法：其一，尽快取消计划价格，向单一的市场价格并轨，从而消灭通过价差寻租的条件，但这可能引起经济震荡。其二，坚决打击腐败，并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政治改革，形成政府管理的制度化、透明化、和民主监督机制，从根本上消灭产生腐败的基础。然而后者的阻力更大，没有能够如期实行。

1988年，中央提出要搞“价格闯关”，即实行全面的价格改革，大幅度放开价格控制。当时曾有研究机构提出了保留意见。但随后因为居民对可能的物价上涨的恐慌，发生了全国范围的抢购和银行提款风潮，引起社会震动，导致决策层放弃了既定的“价格闯关”计划。这是改革期间民意对决策发生影响的一个例子。尽管没有形成正常的民意渠道，但与俄罗斯少数人一意孤行的“休克疗法”改革相比，当时的领导层能够及时调整政策，毕竟展示了相当的开明度，避免了更严重的负面效果。

然而当时中国的改革者在价格转轨中竭力避免的经济衰退、大量失业和恶性通胀，在俄罗斯却以更加严重的形式发生了。1992年1月，叶利钦在某些西方学者和少数激进派“精英”的推动下，宣布实行全面的价格市场化。当年全俄物价暴涨16倍。到1994年底，实际物价水平达到1991年水平的647倍。俄罗斯老百姓过去的积蓄基本上被洗劫一空。1998年，俄罗斯以1000：1的比例发行新卢布，但仍然未能制止通胀。到2000年按原卢布购买力计算，价格水平更涨到9000倍以上。

以卢布与美元的汇率计，2000年1美元兑28新卢布（相当于28000旧卢布），币值跌到1990年的两万五千分之一。

之所以陷入恶性通胀的螺旋上升，是因为面对不断翻番的物价水平，企业被迫大量贷款给职工增发工资以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银行被迫大量放贷，转而迫使货币当局不断增发货币。而增发的货币又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不断造成更高的通胀。然而工资上涨仍然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据俄罗斯联邦劳动部统计，1993年9月，物价比1991年底上涨162倍，居民现金收入只增加56倍。除少数人在改革中发了财，这期间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下降了三分之二。

表3显示，在中国价格改革的第一个十年中（1980－1990），年均通胀率（CPI）控制在7％，经济增长率9.3％，城镇失业率从4.9％下降到2.5％。在这样一个大转轨时期，取得如此成绩是不容易的。而在俄罗斯“休克疗法”式价格改革的第一个十年中（1990－2000），年均通胀率达到276％，年均经济增长率为负4.2％，失业率从5.4％上升到13.4％（1998年）。这些鲜明的差异，反映了改革措施是否顺应民意、是否将惠及大众置于优先地位，会带来截然不同的后果。

表3  中俄价格改革的第一个10年：通胀、增长和失业

a．数据年份自1991到2000； b．中国数据分别为1980和1990年城镇失业率；俄罗斯数据分别为全俄1990和1998年失业率；两国失业率不完全可比，但能够反映不同时间的相对变化。

数据来源：联合国数据库、国家统计局（2005b, 2007）, 世界银行（2007b）。

经过多年来市场导向的价格改革，我国国内市场的行政性价格管制和已经大大减少，市场价格的主体地位已经通过平稳过度确立起来。到2004年，各省市自治区市场定价占商品价格形成的比重平均值已经上升到92.8％（樊纲等，2007）。

但改革中的一个失误发生在医药品价格领域。医药品不同于普通商品，事关使用者的健康和人身安全；而且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普通消费者不具备对医药品的效能、质量、价格进行评价的专业知识和手段；因此需要权威机构对进入市场的药品进行严格的认证和审批。但在一个时期内，国家药监部门在利益面前与不法药商串通一气，每年批准上万种药品上市；同样的药品只要更换商品名称和包装就可以以另一种药品的名义进入市场，价格暴涨几倍到几十倍，是不折不扣的欺诈行为。这造成了医药品市场的严重混乱。医疗机构又在药商高额回扣的利益诱导下尽量给病人多开药、开贵药，大大增加了病人的医药费负担（参见《长江日报》，2006；及郑筱萸受贿及玩忽职守案的有关新闻报道）。

在1980－2003年期间，以当年价格计算的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2.7倍，人均消费支出增长了10.9倍，而其中人均医疗卫生支出增长了32.9倍，远远超过收入和消费的增长速度。由于医疗费过高，农村居民患病放弃治疗的现象非常普遍。据调查，1998-2003年期间，农村居民两周患病未就诊率从33.2％上升到45.8％，住院率和平均住院天数也明显缩短。城市居民也有类似情况发生。这说明医药品领域缺乏良好的监管和服务已经严重影响了城乡居民的健康状况，同时也是导致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07；韩俊，2007）。

另一个问题是近年来的价格管制问题。出于减轻通胀的考虑，近年来政府对包括成品油、煤炭、电力在内的基本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管制有上升趋势。这些措施虽然在短期内可能有助于减缓价格上涨，但扭曲了市场供求关系。特别是在国际市场上能源价格高涨的情况下，补贴能源价格带来一系列副作用。

首先，这种政策间接补贴了高耗能产业，不利于能源替代和结构调整优化，加大了我国能源进口压力和成本负担。第二，我国出口加工产业比重很大，补贴政策人为降低了出口产品成本，大量补贴了国外消费者，导致利益外流。而为了抵消这种副作用，又采取了限制钢材出口等措施，进一步扭曲了资源配置。第三，这种政策造成国内和国际市场间的巨大价差，诱使能源产品走私出口，更加扩大了利益流失。第四，我国目前频繁使用飞机和家用汽车等高耗能交通工具的居民主要是高收入居民，他们是补贴成品油政策的主要受益者。这对广大中低收入居民是不公平的。

基于以上原因，有必要进一步理顺价格机制，使绝大部分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回归到市场调节的轨道上来。